一宗赋强公证案件的办理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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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宗赋强公证案件的办理心得

作者：姚晓波日期：2022-12-23 责任编辑：张培香来源：深圳市深圳公证处姚晓波

本文中的案例由笔者参与经办，为照顾当事人的隐私及行文的方便，本文隐去了当事人的身份信息并简化了部分案件事实。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就执行申请人的申请资质、具体债权金额以及利息核算方式等方面存有争议。公证机构在处理过程中，审慎履行审核职责，公平对待各方当事人的利益，依法出具了公证书。公证定分止争的社会职能得以体现。 基本案情：        2018年1月，原债权人甲与乙银行、丙签订《委托贷款协议》，约定以委托贷款的方式，由甲向丙发放借款人民币4亿元，借款使用期限为一年，利率为年利率15%。同时约定若丙未如期归还的，除正常支付利息外，还应按照贷款逾期总金额每日万分之五的标准支付违约金，直至其清偿全部本息为止。该《委托贷款协议》在公证机构申请办理了强制执行公证手续。2018年5月甲与丁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将甲对借款人丙的债权转让给丁。《债权转让协议》签署后，原债权人将债权转让的事实通知了丙。        2018年11月，经借款人丙申请并经丁同意后，丙、乙银行及丁共同签署《展期协议》，将借款期限展至2020年1月。展期合同约定：“贷款展期后，本协议项下展期期间利率及付息方式按原合同执行。”        2019年1月，在隐瞒公证机构实际债权人已经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原债权人甲（而非新债权人丁）与乙银行、丙再次共同向同一公证机构申请办理前面的《展期协议》公证并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各方签订了《强制执行公证补充协议》。债务人丙承诺在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合同项下的还款义务时或者出现法律法规规定、原合同约定的债权人实现债权的情形时，债务人同意接受强制执行”。        2021年6月，因债务人逾期还款，债权人丁向公证机构申请出具执行证书，请求公证处确认借款人丙应当向丁偿还尚未归还的借款本金、利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其中，债权人主张的利率达到年化33%左右。 案件焦点：        受理执行证书申请之后，公证机构根据《强制执行公证补充协议》约定的方式向债务人丙进行核实，丙向公证处提出了书面异议。异议中提到:1、展期合同签署时，债权已经发生了转让，丁未参与办理公证手续，因此丁无权通过强制执行公证程序申请执行。2、丙对债权人主张的债权金额也不认可。丙主张“已向原债权人甲支付了部分利息，另有人民币9300万元是甲公司指示的居间方以中间费的名义向丙方收取。”        此外，合同约定年利率15%，逾期违约金按贷款逾期总金额每日万分之五的标准承担，随着逾期日期的增加，利息不断累计，已经导致综合利率超过年化24%的标准。经办人认为利息标准过高，公证机构应予主动限制。 处理意见： 一、新债权人丁是否有权作为申请执行人？        我们讨论后认为：甲丁签署《债权转让协议》，丙完全知情。在第一次合同到期之前，借款人丙主动向申请执行人丁发出《关于委托贷款展期的申请》，申请就《委托贷款协议》项下4亿元借款展期一年。后申请执行人丁向丙发出《关于委托贷款展期申请的回函》，表示同意展期申请。尽管后期签署的《展期协议》合同上登记的债权人仍为甲，但合同签订时各方对合同的实际对应主体以及权利义务关系归属都是清楚的。这点从后期合同实际履行情况亦可以印证。在办理强制执行公证的过程中，丙方对《展期协议》的权利义务对应关系清楚无误，在对公证机构未披露债权人已经发生变更的情况下，仍然签署关于强制执行的承诺，表示自己在违约时无条件接受强制执行。但当丙违约后，在清楚丁为实际债权人的情况下仍就申请执行人资质问题提出异议，有违诚实信用原则。        此外，公证机构就丁的申请资质这一问题函询了原债权人甲，甲确认债权已经转让给丁方，对丁申请执行的行为无异议，并解释未将合同信息主体变更是为了简化委托贷款展期协议的手续。甲在复函中亦明确“我司在签署《展期协议》并办理公证时，代理丁签署有关文件，由丁承担相应法律后果。各方对权利义务对应主体不存在异议。”我们认为，甲代替申请执行人丁签署《展期协议》及《关于强制执行条款的补充协议》可以看作代理行为，法律后果应当由新债权人承担。        又根据《司法部关于经公证的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合同的债权依法转让后，受让人能否持原公证书向公证机构申请出具执行证书问题的批复》（司复[2006]13号），债权人将经公证的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合同的债权依法转让给第三人的，受让人持原公证书、债权转让协议以及债权人同意转让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权利的证明材料，可以向公证机构申请出具执行证书。此批复规定的是在办理公证债权文书之后发生的债权转让，债权受让人有权申请执行证书。结合本案，债权转让发生在《展期协议》签署之前，申请执行人在申请公证债权文书之前就已经是展期协议实际权利人，其申请执行证书的权利更不应被排除。        因此，我们认为无论是从诚实信用的角度、代理的角度或者执行效率的角度考虑，丁作为丙明知的权利对应主体，有权作为申请执行证书申请人。 二、能否支持债务人主张的中间费用？        就债务人主张的已按合同约定支付的正常利息，公证机构核实了相关材料，确认利息金额一一对应，准确无误。但丙方指出9300万元是甲公司指示的居间方以中间费的名义向丙方收取，丙方并没有提供证据。公证机构派工作人员到原债权人甲处对这一问题进行核实。甲回复“甲丙之间仅通过双方名下对公账户进行支付，不存在指示居间方收取费用的情况。甲公司已核实每一笔付款凭证，这些付款凭证并非委托贷款协议及后期签署的展期协议项下的利息或所谓中间费用。我们也从未指示居间方向康居公司收取额外费用。”此外，公证处向丙发出《关于中间费有关事项的核实函》，要求“贵单位尽快提交关于甲指示居间方以中间费名义向丙方收取费用的有关材料，包括但不限于甲或丁指示居间方收取费用的相关证据材料、收款账户及对账凭证。”被执行申请人丙向公证处提交了有关转账单据复印件。但经公证机构核对，所转款项收款方及支付方均为第三方公司，没有一笔转账为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账户往来。异议人自始至终未提交债权人就第三方支付或第三方收款的有关指令的证明。        依照《中国公证协会办理具有强制执行效力债权文书公证及出具执行证书的指导意见》第十三条，公证机构按照当事人约定的方式核实时，无法与债务人（包括保证人）取得联系，或者债务人（包括保证人）未按约定方式回复，或者债务人（包括保证人）回复时提出异议但未能提出充分证明材料，不影响公证机构按照法定程序出具执行证书。根据这一规定，尽管被申请执行人提出了异议，但未能证明上述转账款项与贷款合同之间的关系，因而公证机构并未采纳债务人的主张。 三、如何应对超额利息？        依照原《委托贷款协议》，借款利率为固定利率即15%，贷款逾期后，“借款人还应按照贷款逾期总金额每日万分之五的标准支付违约金”。按照上述约定，现有的综合利率已经达到了年化百分之三十多，显然已经超过合理标准。结合委托贷款的实务及最高院的部分判例，我们认为委托贷款合同的利息标准应当参照民间借贷司法解释规定的利息标准予以限定。就这一问题，我们主动与申请执行人沟通并征得了债权人的理解。因该委托贷款合同成立于2020年8月20日之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第二次修正），该委托贷款合同中的利息需适用到两个上限标准，即年息24%及一年期LPR四倍。根据以上规定，我们在执行申请人主张的利息范围内对利息进行了重新核算，并将利息计算方式分成了三段，即：（1）自本金到期日起，利息按固定利率15%和贷款逾期总金额每日万分之五的标准计。（2）待违约金不断累积，综合利率达到年化24%时，利率不再升高并在2020年8月19日之前保持不变。（3）2020年8月20日之后采用《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二次修正）标准即一年期LPR四倍标准计。 几点体会：        一、在传统观念中，公证员与法官职能定位不同，公证员注重预防纠纷，法官注重解决纠纷；公证员负责固定证据，法官负责裁决。但在强制执行公证制度中，公证员承担的角色不仅仅是在预防纠纷，同样也是在解决纠纷。尽管赋强公证债权债务简单，但在出具执行证书环节，适用的法律和采纳的事实仍在相当程度上依赖公证员裁断。公证员的处理思路与享有裁量权力的法官类似，从比较强制执行公证文书和裁判书就不难得出上面的结论。比如：在文书效力上，债权文书与判决书一样，都是执行依据，法律功能相似；在文书形式上，执行证书与判决书类似一样都要列明事实和理由并列明结论；在对事实的认定上，同样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因此，从债权文书和执行文书所承担的使命来看，公证员的职责就不仅仅在于证明这一层面。        二、公证员的裁量权来源于当事人的对争议解决程序选择的合意。这一裁量规则是得到当事人认可的，也是受到较大制约的。与法官裁量不同，公证员出具执行证书时，不能对法律关系进行重新构造，比如确认合同解除或者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只能一切以债权文书以起点，通过前端预设的解决机制，解决合同中的主给付义务问题。同时，关于确认执行的内容应当严格以原债权文书具体条款的约定为依据，而非仅凭债权人单方主张。本案中，执行申请人主张的利息标准已经超过了法定上限，因而没有请求权依据。对执行申请人没有法律依据的主张，公证机构可以主动适用法律规则，对该部分主张予以核减，这样有利于衡平各方当事人利益，有利于法院的方便执行，促进纠纷的彻底解决。        三、强制执行公证并没有剥夺债务人的抗辩权，公证机构按照当事人约定的方式进行核实，就是给债务人履行抗辩权的机会。但是这一抗辩权是受到了较大限制的。债权人申请执行后，对被动的债务人一方来说，抗辩权行使期限和形式都受到了严格的约束，且没有类似诉讼法中的证据交换制度来保障。出具执行证书时确定的证据规则很大程度上来自各方拟制合意。本案中，债务人提出已经向原债权人支付了居间费用，公证机构以发现案件真实为己任，多次走访并函核有关当事人，在穷尽核实手段后，并没有支持债务人的主张。在债务人没有进一步提供证据的条件下，公证机构依照《中国公证协会办理具有强制执行效力债权文书公证及出具执行证书的指导意见》第十三条的规则出具公证书，体现了强制执行公证制度的效率要求。        本文发表在《广东公证》总第142期 2022年第2期，未经同意，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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