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证在未成年人监护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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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证在未成年人监护中的作用

作者：李静·北京市长安公证处日期：2024-10-24 责任编辑：张培香来源：中国公证

未成年人监护制度是指对未成年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进行监督和保护的一项重要的民事法律制度，关系着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保障问题，也关系到家庭稳定和社会发展。我国《民法典》中的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立足中国国情和实践，贯彻了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与精神，融入了未成年人保护社会化的理念。《未成年人保护法》更是对《民法典》中相关未成年人的监护制度进行了可操作的细化。公证作为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外出务工人员留守子女的照护问题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就业机会的变化，越来越多的父母被迫外出工作，而他们的孩子则成为留守儿童。留守儿童面临着独特的成长环境和挑战，保障他们的健康成长尤为重要。《未成年人保护法》第22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因外出务工等原因在一定期限内不能完全履行监护职责的，应当委托具有照护能力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代为照护。”这里提出了“委托照护”的概念，笔者认为，委托照护制度是对《民法典》规定的委托监护制度的完善和创新，《未成年人保护法》列举了哪些人不能担任被委托照护人，明确了监护人的书面告知义务、定期联系和交流义务以及及时干预义务。 从未成年人保护角度来说，委托照护不能仅依据委托人和受托人的意思任意设定，公证机构在这一环节中的介入非常有必要。通过对《委托照护协议》进行公证，公证机构可以凭借法律专业优势对《委托照护协议》条款是否损害未成年人利益、照护人是否符合法律要求、照护人的法律责任、条款是否具有可操作性等情形进行全面审查。同时，在办理公证过程中要求照护人签署承诺书、安全责任书等，使其明确监护职责。经公证审查的《委托照护协议》条款更加完善和准确，能够有效避免委托照护发生纠纷，且经过公证的委托照护协议具有更强的证据效力，便于学校、居委会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识别、确认未成年人的委托照护情况，有利于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二、父母离婚后未成年子女的监护和抚养 (一)离婚协议公证 公证处可以根据夫妻双方的申请，为其在离婚登记前办理《离婚协议》公证。该协议是夫妻双方就财产归属、子女抚养、探望、抚养费等问题进行约定的协议，自双方办理离婚登记之日起生效。公证员在办理此类离婚协议公证时，会审查协议各方的主体资格及其提供的协议书、证明材料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对协议书中存在的可能损害未成年子女利益的内容，公证员会向协议各方指出，并建议其予以修改。如双方协议分割共同登记在父母与未成年子女名下的房产，为保障未成年人的生长条件，公证员会首先考虑与未成年子女共同生活一方的便利;如确需将房产权利交给非与未成年子女共同生活一方，公证员也会审查协议中是否设置对未成年子女财产权益受损的补偿条款，若无相关条款，公证员会建议双方在协议书中补充相关内容。 (二)出售未成年人名下财产的委托公证 《民法典》第1084条规定，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父母离婚后，一方作为法定代理人向公证机构申请办理涉及处分未成年人财产的公证事项，可以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询问另一法定代理人的意见，并要求另一法定代理人到场共同代为办理。如与未成年人共同生活的法定代理人向公证处申请办理委托公证，委托第三人出售登记在未成年子女一人名下的房产，公证员应要求未与未成年人共同生活的另一法定代理人到场，询问其是否同意该转让行为，如其表示同意，将由未成年人的父母共同签署委托书，办理委托公证手续。 最重要的是，公证处会对法定代理人处分涉及未成年人的财产是否确实是“为了被监护人的利益”这一主观目的进行必要核实。公证员不是仅听取法定代理人一面之词，而是通过核实标的物价值、标的物转让手段、未成年人成长的实际情况等因素综合考量法定代理人处分未成年人财产行为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必要时就该有偿转让行为听取未成年人本人的意思表示。公证员经审查如认为法定代理人有偿转让未成年人财产的行为确系为了未成年人的利益，公证机构可以受理此类公证;若经审查发现非为被监护人利益处分未成年人财产，公证员有权拒绝受理该公证。监护人不能随意剥夺未成年人财产，在办理委托公证、财产协议等涉及未成年人财产的业务时，公证机构会进行严格审查和把关，充分保障未成年人的利益。 （三）变更抚养关系协议公证 变更抚养关系协议公证是公证机构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依法证明当事人之间签订的明确履行子女直接抚养义务的协议真实、合法的活动。根据《民法典》规定，父母均有抚养子女的权利和义务。父母离婚后，子女归一方抚养，如一方或双方的情况或抚养能力发生较大变化或为了孩子更名、落户、上学等需要，可提出变更子女抚养关系的要求。如果双方就变更子女抚养关系达成一致意见，可签署《变更抚养关系协议》;如协商不成，可通过诉讼请求人民法院裁决变更。由于离婚时签署的《离婚协议书》已在婚姻登记部门备案,《变更抚养关系协议》是对《离婚协议书》内容的重大修改，且变更抚养关系是重大人身关系变更，有关部门出于谨慎，往往要求就《变更抚养关系协议》办理公证。变更抚养关系并不代表父母任何一方的抚养权利和义务的丧失。该类公证应由父母本人向公证处提出申请，不可委托他人办理。协议要以“有利于子女身心健康，有利于子女健康成长，保障子女的合法权益”为原则订立。如果未成年人年满八周岁，公证员在办理公证时应当征询未成年人的意愿。 三、出国游学，公证助力未成年人看世界 暑假将至，张先生给14岁的儿子报名了假期去意大利游学的旅行团。因家长无法随团同行，张先生给儿子办理签证时得知需要提供两份公证书。一是出生公证或出生医学证明公证;二是不随同未成年人出境的监护人办理委托或者声明公证。于是，张先生来到公证处申请办理。 公证员告知张先生，办理出生公证或出生医学证明公证是为了证明监护关系。由于父母双方都是孩子的法定监护人，如果未成年人父母都不陪同孩子出境，需要父母双方共同办理委托公证，将孩子在境外期间的监护权委托给信任的第三人。如果父母一方陪同，则不陪同一方父母办理声明公证，声明同意另一方单独带孩子出境，并由该方单独行使孩子在境外期间的监护权。 由于委托是一个单方法律行为，在办理委托公证时，公证处并不要求委托书中的受托人到场做出其是否愿意接受委托的意思表示，如果其愿意，在委托人将委托公证书交予其之后，受托人会按照委托书中的委托事项实施受托行为，如不愿意则以不实施受托行为的方式表示拒绝。父母委托第三人行使未成年人在境外期间的监护权，若受委托的第三人拒绝受托事项，则会导致未成年人在境外处于无人监管的状态，因此办理此类委托书往往会要求提交受委托的第三人愿意接受父母委托的相关文件，必要时可要求受委托的第三人到场签署公证文件。在公证中，公证员会告知未成年人父母该委托公证的法律意义和法律后果，督促父母谨慎选择受托人。 四、遗嘱监护 遗嘱指定监护是父母通过立遗嘱选择值得信任并对保护被监护人权益最为有利的人担任监护人。2017年实施的《民法总则》首次提出了遗嘱监护制度，但规定过于宽泛。2021年实施的《民法典》虽保留了遗嘱监护制度，但对遗嘱指定监护仅作原则性规定，细化规范尚未制定。根据《民法典》第29条的规定，遗嘱监护应具备三个条件，一是遗嘱监护的指定主体仅限于正在履行监护职责的被监护人父母，实践中多为未成年人的父母;二是遗嘱监护应通过遗嘱形式设立，排除协议等其他方式;三是被指定的遗嘱监护人应当具备监护能力。 遗嘱监护制度以法典形式正式确立，遗嘱指定监护公证顺应这一制度应运而生，虽目前鲜见，但该新型公证是遗嘱公证和监护公证的重要补充。笔者遇到过相关咨询，老人的女儿和女婿离婚，离婚时孩子只有5岁，离婚后，女婿重组家庭，平时对孩子不管不顾，老人的女儿患上重症，女儿担心前夫对孩子疏于照护，希望自己去世之后，姐姐能成为儿子的监护人。笔者认为，这一问题可以通过订立遗嘱指定监护人妥善安排。 遗嘱指定监护公证并不是两类公证的简单相加，其内容具有特殊性，需要考虑更多因素。 第一，遗嘱指定监护主体的“父母”范围。笔者认为，这里的父母应该包括生父母和办理了法定收养手续的养父母。虽然《民法典》规定的父母包括生父母、养父母和有扶养关系的继父母，但由于是否形成抚养关系的判断具有不确定性，但指定监护却会对未成年人的权益产生重大影响，笔者认为应将继父母排除在遗嘱指定监护主体之外。 第二，确认未成年人的父母另外一方是否在世、是否能够或者愿意履行监护职责。未成年人的父母均是未成年人法定监护人，当遗嘱指定监护人和法定监护人的监护权发生冲突时，何种监护权优先会产生纠纷，笔者认为，如在办理遗嘱监护公证时提前征求另外一方父母的意见，在对方认可下，遗嘱指定监护的效力高于法定监护;如在办理公证时，公证处无法确认另一方父母是否认可该遗嘱，公证员应对立遗嘱人进行充分告知，提示申请人可能无法实现其立遗嘱的目的。 第三，告知当事人遗嘱指定的监护人应当具有监护能力，如具备抚养孩子的道德、经济能力，没有法律规定的不利于未成年人成长的情况。 第四，办理遗嘱指定监护多发生于有疾病的一方父母，因此公证处在为其办理遗嘱时要严格审查立遗嘱人意识是否清楚、是否具有订立遗嘱的民事行为能力。 第五，对于能正确表达自己意愿的未成年人，公证处要征求未成年人的意见。 第六，联系立遗嘱人指定的监护人，征询其是否愿意担任未成年人的监护人。虽然遗嘱是单方法律行为，且立遗嘱时指定监护人同意并不代表立遗嘱人去世之后其仍然同意，但公证处将指定监护人的意愿审查提前，仍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未成年人监护真空，维护未成年人的利益。 第七，告知立遗嘱人可能存在的情势变更及后果。如果遗嘱指定监护公证书出具后，客观情况发生变化，原遗嘱指定的监护人因客观原因丧失监护能力或不能履行监护职责，会在客观上造成遗嘱指定监护无法实现，可以建议遗嘱人在遗嘱中预设备选方案。 五、引入公证力量构建未成年人财产监管新模式 近年来，因未成年人的抚养费、赔偿金等款项的分配、监管使用问题产生的家庭矛盾、诉讼纠纷屡见不鲜。究其原因，是这些款项存在监管盲区，监护人挪用、占用甚至侵吞专款的现象时有发生。如何确保专款合理使用在需要救助的未成年人身上，切实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在此问题上，“提存公证”的参与能够有效化解矛盾纠纷。 小雨的父亲陈某在建筑工地因意外死亡，用人单位赔偿陈某近亲属110余万元。对于未成年子女小雨分得的大额赔偿款项如何监管使用的问题，其家属对小雨母亲未来能否将赔偿款真正用在小雨身上存在较大的质疑和担忧，于是向法院提起了诉讼。法院引入“提存公证”机制，建议各方当事人签订提存协议书并办理公证，将小雨应分得的赔偿款项全部交于第三方公证机构进行公证提存，在小雨成年之前，由小雨的母亲按年支取，如果遇到重大教育、就医等需要大额资金的事项，累计一定金额以上，由小雨与陈家家属代表共同向公证机构提出支取申请。小雨年满18周岁后，其自行在公证机构领取赔偿款余额及利息。提存公证可以制约未成年人的监护人，防止滥用、挪用未成年人的财产。公证作为预防性司法制度，有能力、有意愿联合检察院、法院、妇联和基层组织，创新未成年人财产权益保护机制，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本文发表在《中国公证》，转载请注明作者及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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